臣光曰：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，礼莫大于分，分莫大于名。何谓礼？纪纲是也；何谓分？君臣是也；何谓名？公、侯、卿、大夫是也。夫以四海之广，兆民之众，受制于一人，虽有绝伦之力，高世之智，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，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！是故天子统三公，三公率诸侯，诸侯制卿大夫，卿大夫治士庶人。贵以临贱，贱以承贵。上之使下，犹心腹之运手足，根本之制支叶；下之事上，犹手足之卫心腹，支叶之庇本根。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。故曰：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。

　　文王序《易》，以乾坤为首。孔子系之曰：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，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。”言君臣之位，犹天地之不可易也。《春秋》抑诸侯，尊周室，王人虽微，序于诸侯之上，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，未尝不惓惓也。非有桀、纣之暴，汤、武之仁，人归之，天命之，君臣之分，当守节伏死而已矣。是故以微子而代纣，则成汤配天矣；以季札而君吴，则太伯血食矣。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，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。故曰：礼莫大于分也。

　　夫礼，辨贵贱，序亲疏，裁群物，制庶事。非名不著，非器不形。名以命之，器以别之，然后上下粲然有伦，此礼之大经也。名器既亡，则礼安得独在哉？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，辞邑而请繁缨，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。惟名与器，不可以假人，君之所司也。政亡，则国家从之。卫君待孔子而为政，孔子欲先正名，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。夫繁缨，小物也，而孔子惜之；正名，细务也，而孔子先之。诚以名器既乱，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。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。圣人之虑远，故能谨其微而治之；众人之识近，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。治其微，则用力寡而功多；救其著，则竭力而不能及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履霜，坚冰至”，《书》曰：“一日二日万几”，谓此类也。故曰：分莫大于名也。

　　呜呼！幽、厉失德，周道日衰，纲纪散坏，下陵上替，诸侯专征，大夫擅政。礼之大体，什丧七八矣。然文、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，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。何以言之？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，请隧于襄王，襄王不许，曰：“王章也。未有代德而有二王，亦叔父之所恶也。不然，叔父有地而隧，又何请焉！”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。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、滕，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、莒，然历数百年，宗主天下，虽以晋、楚、齐、秦之强，不敢加者，何哉？徒以名分尚存故也。至于季氏之于鲁，田常之于齐，白公之于楚，智伯之于晋，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，然而卒不敢者，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？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。今晋大夫暴蔑其君，剖分晋国，天子既不能讨，又宠秩之，使列于诸侯，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。先王之礼于斯尽矣。或者以为当是之时，周室微弱，三晋强盛，虽欲勿许，其可得乎？是大不然。夫三晋虽强，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，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。不请于天子而自立，则为悖逆之臣。天下苟有桓、文之君，必奉礼义而征之。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，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，谁得而讨之！故三晋之列于诸侯，非三晋之坏礼，乃天子自坏之也。

　　呜呼！君臣之礼既坏矣，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，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，社稷无不泯绝，生民之类糜灭几尽，岂不哀哉！

　　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、右谏议大夫司马光惶恐再拜，介甫参政谏议阁下：光居常无事，不敢涉两府之门，以是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。春暖，伏维机政余裕，台侯万福。孔子曰：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”光不才，不足以辱介甫为友，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，屡尝同僚，亦不可谓之无一月之雅也。虽愧多闻，至于直、谅，不敢不勉；若乃便辟、善柔，则固不敢为也。孔子曰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君子之道，出、处、语、嘿，安可同也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、辅世养民，此其所以和也。

　　曩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，数相违戾，未知介甫之察不察，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。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，才高而学富，难进而易退，远近之士，识与不识，咸谓介甫不起则已，起则太平可立致，生民成被其泽矣。天子用此，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，引参大政，岂非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。今介甫从政始期年，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，莫不非议介甫，如出一口；下至闾阎细民、小吏走卒，亦窃窃怨叹，人人归咎于介甫，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？光窃意门下之士，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，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于左右者也。非门下之士则皆曰：“彼方得君而专政，无为触之以取祸，不若坐而待之，不过二三年，彼将自败。“若是者不唯不忠于介甫，亦不忠于朝廷。若介甫果信此志，推而行之，及二三年，则朝廷之患已深矣，安可救乎？如光则不然，忝备交游之末，不敢苟避谴怒、不为介甫一一陈之。

　　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，其诋毁无所不至。光独知其不然，介甫固大贤，其失在于用心太过，自信太厚而已。何以言之？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，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、委任而责其成功也；其所以养民者，不过轻租税、薄赋敛、 已逋责也。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，不足为，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。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，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，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，使之讲利。孔子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樊须请学稼，孔子犹鄙之，以为不知礼义信，况讲商贾之末利乎？使彼诚君子邪，则固不能言利；彼诚小人邪，则固民是尽，以饫上之欲，又可从乎？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，又于其中不次用人，往往暴得美官，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，炫鬻争进，各斗智巧，以变更祖宗旧法，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，所得不能偿其所亡，徒欲别出新意，以自为功名耳，此其为害已甚矣。又置提举常平、广惠仓使者四十余人，使行新法于四方。先散青苗钱，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，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。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，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，陵轹州县，骚扰百姓者。于是士大夫不服，农商丧业，故谤议沸腾，怨嗟盈路，迹其本原，咸以此也。《书》曰：“民不静，亦惟在王宫邦君室。”伊尹为阿衡，有一夫不获其所，若己推而内之沟中。孔子曰：“君子求诸已。”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，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。夫侵官，乱政也。介甫更以为治术而称施之；贷息钱，鄙事也，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；徭役自古皆从民出，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。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，而介甫独以为可，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，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。夫皇极之道，施之于天地，人皆不可须臾离，故孔子曰：“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也，智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，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”介甫之智与贤皆过人，及其失也，乃与不及之患均，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。

　　自古人臣之圣者，无过周公与孔子，周公、孔子亦未尝无过，未尝无师。介甫虽大贤，于周公、孔子则有间矣，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，天下莫能及，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善之，与我不合则恶之，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，谄谀之士何由远？方正日疏、谄谀日亲，而望万事之得其宜，令名之施四远，难矣。夫从谏纳善，不独人君为美也，于人臣亦然。昔郑人游于乡校，以议执政之善否。或谓子产毁乡校，子产曰：“其所善者吾则行之，其所恶者吾则改之，是吾师也，若之何毁之？”薳子冯为楚令，有宠于薳子者八人，皆无禄而多马。申叔豫以子南、观起之事警之，薳子惧，辞八人者，而后王安之。赵简子有臣曰周舍，好直谏， 日有记，月有成，岁有效。周舍死，简子临朝而叹曰：“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，诸大夫朝，徒闻唯唯，不闻周舍之鄂鄂，吾是以忧也。”子路，人告之以有过则喜。酂文终侯相汉，有书过之史。诸葛孔明相蜀，发教与群下曰：“违覆而得中，犹弃弊蹻而获珠玉。然人心苦不能尽，惟董幼宰参署七年，事有不至，至于十反。”孔明尝自校簿书，主簿杨颙谏曰：“为治有体，上下不可交侵，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。今有人使奴执耕稼，婢典炊爨，鸡主司晨，犬主吠盗，私业无旷，所求皆足；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，不复付任，形疲神困，终无一成，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！失为家主之法也。”孔明谢之。及颙卒，孔明垂泣三日。吕定公有亲近曰徐原，有才志，定公荐拔至侍御史，原性忠壮，好直言，定公时有得失，原辄谏争，又公论之。人或以告定公，定公叹曰：“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。”及原卒，定公哭之尽哀，曰：“德渊，吕岱之益友，今不幸，岱复于何闻过哉。”此数君子者，所以能功成名立，皆由乐闻直谏、不讳过失故也。若其余骄亢自用，不受忠谏而亡者不可胜数。介甫多识前世之载，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。孔子称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，其恕乎。”《诗》云：“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。”言以其所愿乎上交乎下，以其所愿乎下事乎上，不远求也。介甫素刚直，每议事于人主前，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，不少降辞气，视斧钺鼎镬如无也。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，则唯希意迎合，曲从如流者，亲而礼之；或所见小异，微言新令之不便者，介甫辄艴然加怒，或诟骂以辱之，或言于上而逐之，不待其辞之毕也。明主宽容此，而介甫拒谏乃尔，无乃不足于恕乎？昔王子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，介甫不幸亦近是乎？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。

　　光昔从介甫游，介甫于诸书无不观，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，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，是宜先其所美，必不先其所不美也。孟子曰：“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日利？”又曰：“为民父母，使民盻盻然，将终岁勤动，不得以将其父母，又称贷而益之，恶在其为民父母也！”今介甫为政，首建制置条例司，大讲财利之事。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、淮，欲尽夺商贾之利；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，使人人愁痛，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，此岂孟子之志乎？老子曰：“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，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”又说：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”又说：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”今介甫为政，尽变更祖宗旧法，先者后之，上者下之，右者左之，成者毁之，弃者取之，矻矻焉穷日力，继之以夜而不得息，使上自朝廷，下及田野，内起京师，外周四海，士吏兵农、工商僧道，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，纷纷扰扰，莫安其居，此岂老氏之志乎！何介甫总角读书、白头秉政，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？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，谋及庶人。成王戒君陈日：“有废有兴，出入自尔。师虞庶言同则绎。”《诗》云：“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荛。”孔子曰：“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，上不酌民言则下不天上施。”自古立功之事，未有专欲违众而能有济者也。使《诗》、《书》、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则已，若犹可信，则岂得尽弃而不顾哉！今介甫独信数人之言，而弃先王之道，违天下人之心，将以致治，不亦难乎？

　　近者藩镇大臣有言散青苗钱不便者，天子出其议，以示执政，而介甫遽悼悼然不乐，引疾卧家。光被旨为批答，见士民方不安如此，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，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，故直叙其事，以义责介甫，意欲介甫早出视事，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，以福天下。其辞虽朴拙，然无一字不得其实者。窃闻介甫不相识察，颇督过之，上书自辩，至使天子自为手诏以逊谢，又使吕学士再三谕意，然后乃出视事。出视事诚是也，然当速改前令之非者，以慰安士民，报天子之盛德。今则不然，更加忿怒，行之愈急。李正言言青苗钱不便，诘责使之分析。吕司封传语祥符知县未散青苗钱，劾奏，乞行取勘。观介甫之意，必欲力战天下之人，与之一决胜负，不复顾义理之是非，生民之忧乐，国家之安危，光窃为介甫不取也。光近蒙圣恩过听，欲使之副贰枢府。光窃惟居高位者，不可以无功，受大恩者，不可以不极，故辄敢申明去岁之论，进当今之急务，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，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、广惠仓使者。主上以介甫为心，未肯俯从。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，中外群臣无能及者，动静取舍，唯介甫之为信，介甫曰可罢，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；曰不可罢，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。方今生民之忧乐、国家之安危，唯系介甫之一言，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？夫人谁无过，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食，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，何损于明？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，请罢条例司，追还常平使者，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，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前日矣，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！光今所言，正逆介甫之意，明知其不合也，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，大归则同，介甫方欲得位，以行其道，泽天下之民；光方欲辞位，以行其志，救天下之民，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。故敢一陈其志，以自达于介甫，以终益友之义，其舍之取之，则在介甫矣。

　　《诗》云：“周爰咨谋。”介甫得光书，倘未赐弃掷，幸与忠信之士谋其可否，不可以示谄谀之人，必不肯以光言为然也。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，因缘改法，以为进身之资，一旦罢局，譬如鱼之失水，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，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？孔子曰：“巧言令色鲜矣仁。”彼忠信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，或龃龉可憎，及失势之后，必徐得其力；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，诚有顺适之快，一旦失势，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。介甫将何择焉？国武子好尽言，以招人之过，卒不得其死。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。虽然，施于善人亦何忧之有？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。属以辞避恩命未得清，且病膝疮不可出，不获亲侍言于左右而布陈以书，悚惧尤深。介甫其受而听之，与罪而绝之，或诟詈而辱之，与言于上而逐之，无不可者，光俟命而已。不宣。光惶恐再拜。

　　古者谏无官，自公卿大夫，至於工商，无不得谏者。汉兴以来，始置官。

　　夫以天下之政，四海之众，得失利弊，萃於一官使言之，其为任亦重矣。居是官者，常志其大，舍其细；先其急，后其缓；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。彼汲汲於名者，犹汲汲於利也，其间相去何远哉！

　　天禧初，真宗诏置谏官六员，责其职事。庆历中，钱君始书其名於版，光恐久而漫灭。嘉祐八年，刻於石。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：“某也忠，某也诈，某也直，某也曲。”呜呼！可不惧哉！

　　或问曰： “案记，管、蔡流言，叛戾东都；周公征讨，诛以凶逆；顽恶显著，流名千载。且明父圣兄，曾不能鉴凶恶于幼稚，觉无良之子弟;而乃使理乱殷之弊民，显荣爵于藩国; 使恶积罪成，终遇祸害。于理不通，心所未安，愿闻其说。”

　　答曰： “善哉！子之问也。昔文王之用管、蔡以实，周公之诛管、蔡以权。权事显，实理沉，故令时人全谓管、蔡为顽凶。方为吾子论之。夫管、蔡皆服教殉义，忠诚自然，是以文父列而显之，发、旦二圣举而任之；非以情亲而相私也，乃所以崇德礼贤，济殷弊民，绥辅武庚，以兴顽俗。功业有绩，故旷世不废，名冠当时，列为藩臣。逮至武卒，嗣诵幼冲，周公践政，率朝诸侯； 思光前载，以隆王业。而管、蔡服教，不达圣权，卒遇大变，不能自通。忠于乃心，思在王室，遂乃抗言率众，欲除国患，翼存天子，甘心毁旦。斯乃愚诚愤发，所以徼祸也。成王大寤，周公显复，一化齐俗，义以断恩。虽内信如心，外体不立。称兵叛乱，所惑者广，是以隐忍授刑，流涕行诛，示以赏罚不避亲戚，荣爵所显，必钟盛德，戮挞所施，必加有罪。斯乃为教之正体，古今之明义也。管、蔡虽怀忠抱诚，要为罪诛。罚诛已显，不得复理。内心幽伏，罪恶遂章。幽章之路大殊，故令奕世未蒙发起耳。然论者承名信行，便谓管、蔡为恶。不知管、蔡之恶，乃所以令三圣为不明也。若三圣未为不明，则圣不祐恶而任顽凶也。顽凶不容于明世，则管、蔡无取私于父兄；而见任必以忠良，则二叔故为淑善矣。今若本三圣之用明，思显授之实理，推忠贤之暗权，论为国之大纪，则二叔之良乃显、三圣之用也有以。流言之故有缘，周公之诛是矣。且周公居摄，邵奭不悦；推此言之，则管、蔡怀疑，未为不贤。而忠贤可不达权，三圣未为用恶，而周公不得不诛。若此三圣所用信良，周公之诛得宜，管、蔡之心见理，尔乃大义得通，内外兼叙，无相伐负者，则时论亦将释然而大解也。”

　　夫民之性，好安而恶危，好逸而恶劳，故不扰而其愿得，不逼则其志从。洪荒之世，大朴未亏，君无文于上，民无竞于下；物全理顺，莫不自得；饱则安寝，饥则求食；怡然鼓腹，不知为至德之世也。若此，则安知仁义之端，礼律之文？

　　及至人不存，大道陵迟，乃始作文墨，以传其意：区别群物，使有类族；造立仁义，以婴其心；制为名分，以检其外；勤学讲文，以神其教。故六经纷错，百家繁炽，开荣利之途，故奔骛而不觉。是以贪生之禽，食园池之梁菽；求安之士，乃诡志以从俗。操笔执觚，足容苏息；积学明经，以代稼穑。是以困而后学，学以致荣；计而后习，好而习成；有似自然，故令吾子谓之自然耳。推其原也，六经以抑引为主，人性以从容为欢。抑引则违其愿，从欲则得自然。然则自然之得，不由抑引之六经；全性之本，不须犯情之礼律。故知仁义务于理伪，非养真之要术；廉让生于争夺，非自然之所出也。由是言之：则鸟不毁以求驯，兽不群而求畜；则人之真性无为，正当自然耽此礼学矣。

　　论又云：嘉肴珍膳，虽所未尝，尝必美之，适于口也。处在暗室，睹烝烛之光，不教而悦得于心，况以长夜之冥，得照太阳；情变郁陶，而发其蒙。虽事以末来，情以本应，则无损于自然好学。

　　难曰：夫口之于甘苦，身之于痛痒，感物而动，应事而作，不须学而后能，不待借而后有，此必然之理，吾所不易也。今子以必然之理，喻未必然之好学，则恐似是而非之议。学如一粟之论，于是乎在也。今子立六经以为准，仰仁义以为主，以规矩为轩驾，以讲诲为哺乳。由其途则通，乖其路则滞；游心极视，不睹其外；终年驰聘，思不出位。聚族献议，唯学为贵。执书擿句，俯仰咨嗟；使服膺其言，以为荣华。故吾子谓六经为太阳，不学为长夜耳。今若以明堂为丙舍，以诵讽为鬼语，以六经为芜秽，以仁义为臭腐，睹文籍则目瞧，修揖让则变伛，袭章服则转筋，谭礼典则齿龋。于是兼而弃之，与万物为更始，则吾子虽好学不倦，犹将阙焉。则向之不学，未必为长夜，六经未必为太阳也。俗语曰：乞儿不辱马医。若遇上古无文之治，可不学而获安，不勤而得志，则何求于六经，何欲于仁义哉？

　　以此言之，则今之学者，岂不先计而后学？苟计而后动，则非自然之应也。子之云云，恐故得菖蒲菹耳！